儒家、法家作为春秋战国以降，国家治理的两种基本治理方式，双方都以其各具特色的理论学说为国家治理建言献策。儒、法之争也历来都被视为对立和冲突的两方，儒家主仁义，崇尚以德为先，法家主严法，崇尚以法为先。但其实二者并非无共通之处。在此以“子贡赎人”作为引子，可窥一二。

子贡赎人的典故出自《吕氏春秋》：鲁国之法，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，有能赎之者，取其金于府。子贡赎鲁人于诸侯，来而让，不取其金。孔子曰：“赐失之矣。自今以往，鲁人不赎人矣。取其金则无损于行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。”

简译之：鲁国有法，鲁国人在外沦为奴隶，如有人能赎回，可以找国家报销赎金。子贡（孔子的弟子）在外赎回鲁国人，回来后拒绝收下国家给予的赎金。孔子知道后说:“子贡做错了。从今以后，鲁国人将不会再赎回奴隶了。领取补偿金，不会损伤到品行;但不领取补偿金，鲁国就再也不会有人去赎人了”

窃以为子贡赎人略含以下几个方面的法理问题：第一个强调有法可依。文章开篇便提到“鲁国之法”，从国家层面点明赎人之法是具有国家公信力支撑的法律制度，是鲁国基于现实问题从而提出的解决措施。

第二个则是良法善治。法律制度的的最重要的目的之一便是引导正确的社会价值观。根据鲁国赎人之法，其良有二：一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，战争连连，人口流失严重，在生产力较为低下的春秋战国时期，人口无疑是国家的头号战略资源，是关系国家能否稳定运行发展的基础。二是赎回国人

能够增强国民的集体意识和团结意识，增强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。

第三个问题是有法必依。子贡赎回了鲁人，却对赏金予以推让，这便是未依法而行。这里引申出一个问题，这难道不是子贡践行孔子的仁义观念的表现吗？难道不是一种高风亮节吗？从孔子的评论来看，孔子对子贡是持否定评价的。首先，从子贡的背景看，子贡，复姓端木，是孔子的得意门生，孔门十哲之一。孔子言“回也，其庶乎！屡空。赐不受命，而货殖焉，亿则屡中”，孔子说颜回德行无碍，但太过清贫，没有积蓄。子贡却是天生的生意人，凭借优秀的经商头脑成为一方富甲，更是维持了孔子后半生的生活。说完子贡的身份，再来看这个故事，为何子贡赎人后“来而让，不取其金”，一是子贡为显德行，故辞金不让，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是子贡有雄厚的财富资本，对赎金看不上。

孔子对子贡的行为持评判态度，大略由以下几层含义：一是取金无损于行，不取金则有损国家之信。鲁国赎人之法作为一项法律制度，是国家公信力的外在具现，其影响实质在于通过法律的有效实行引导鲁国国民赎回鲁人。而不取金则不能实现法律所需要达到的目的，后续的法律制度便不能更好的实施。商鞅南门徙木立信，若第一人徙木后辞让不取其金，商鞅则信不能立。于此可以看出，子贡不取金实际上影响了法律的实行，有损国家公信力。二是私德不应拔高到普通人难以企及的高度。子贡作为孔子得意门生，践行仁义，谦辞礼让，这是个人私德的良好体现，但却并非人人能为。法律和道德的生命在于实施，试看鲁国赎人之法，只要赎人，便能取得赎金，若鲁君以子贡为典范，其引发的后果不堪设想：一是虚位的道德标准被无限拔高，人人须向子贡学习，若有人取赎金，便不合道德；二是不切实际的道德标准将引发道德滑坡，可以长期实践并能推及大众的道德才是稳定的文化维系，若不能被实践，则将引起道德滑坡；三是鲁国之法形同虚设，中央公信力大打折扣，法律预期的设想达不到，则赎人之举不复存也。

例如韩某诉曾某甲、曾某乙、曾某丙无因管理一案，曾某育有曾某甲、曾某乙、曾某丙三名子女，韩某系曾某外孙。曾某生病住院期间，曾某甲、曾某乙、曾某丙均未对曾某履行赡养义务，韩某听闻后遂回家照料曾某，并要求曾某甲、曾某乙、曾某丙支付生活费、误工费等损失。在该案的审理过程中出现两种意见：一是认为韩某作为曾某的外孙，为保障老年人的身体健康，从外地往返照顾生病的外公，是履行孝道的表现，但其行为属于道德领域范畴，不应适用民法予以调整；二是认为在曾某子女尚在的情况下，韩某对曾某无法定的赡养义务，其照顾曾虽出于孝心，但某所产生的损失应当得到补偿。该案后判决三被告分别补偿原告900元，目前该判决已经生效。

该案实际上亦存在道德与法律的重叠，原告履行孝道，为保障老年人的病有所医，几次从外地往返照顾生病的外公，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其行为值得鼓励，其品德值得赞许。但正如子贡赎人，道德行为的弘扬需要法律机制的保障，道德之行为莫若于无损己而利于人，如此大众能行道德之事，若道德之行为于己有损却不能寻求法律之救济，大众岂能效法，故于情、法不符。